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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一旦立法者总是以试行和群众路线来逃避责任，法律的制定或编纂作业将陷入人人有责而无人真正负责的状态之中。
宪法之所以具有开放性，除了宪法是政治的法律这一事实性特征，还起源于宪法作为最高法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规范性特征便是无需对所有事项做出规定。作为以国家为对象的宪法来说，基本原理作为主心骨，必须在宪法中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关于国家机关管辖与权限的宪法规定应当被理解为有关其权限之界限的明确规定，并据以此进行解释。即，对于宪法来说具体的法典化是非必须的，其只需对重要和必须明确的问题做出规定即可。如果宪法本身并不对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委任给立法者，那么，立法者就可以自由地规定其自身的管辖权限来决定其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宪法创立国家机关以履行国家事务，并赋予这些机关任务以及履行这些任务必须的权限作为以国家为对象的宪法来说，基本原理作为主心骨，必须在宪法中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宪法典中被明确规定的国家组织法就属于这种情形。因此，关于国家机关管辖与权限的宪法规定应当被理解为有关其权限之界限的明确规定，并据以此进行解释。[35]明确性是实定宪法对刑法规范的形式化限制，而从刑法外部考察经济犯罪的基本特征，则是一种从经济领域宪治规范角度考察行为侵害程度的路径。
自我指涉使得环境的复杂性在系统运作中得到了简化，个体自由在系统功能分化中实现。因此，防止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也许需要首先适度释放这些风险，为加快金融业的法治化进程提供动力。劳东燕：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55-386页。[22]社会宪治的意义就在于对这些出现在不同社会子系统的基本权利进行识别，并触发法律系统对这些规范内容进行系统内部的识别与救济。
我们并不否认立法的至上性，也不否认将社会宪治的规范内容通过立法纳入实定宪法范畴之下是扩展基本权利范畴的有效途径。于此，非法集资犯罪的刑事政策也应当适度宽松，满足我国经济领域自我调控能力增长的需求。
宪法的反身功能与行政系统的目的性决策机制不具亲和性。其不是指直接根据社会意识、历史等去宪法性的解释法律，甚至是创造所谓的隐身的宪法，对社会诸领域而言，宪法内容始终是实体性的。对刑法合宪性解释空间的界定，乃至法律合宪性概念的理解还需要通过重新发现宪法在构成与限权双重社会功能上新的意涵。詹巍：论商事裁判中刑民交叉案件的犯罪构成与合同效力认定，《法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28-36页。
除了社会宪治的制度构成，我们也看到了在危机时刻法律系统，包括刑事司法对社会系统的外部刺激：对政治领导腐败的起诉、对金融诈骗的制裁等等。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我国社会的功能分化刚刚兴起。在本文的论证中，我们也深入挖掘了作为社会理论的系统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冲突及其宪法意涵所拥有的解释力。每个社会系统都根据自身逻辑建立了特定的内部/外部，也就是系统/环境区分规则，个体也在各社会系统运作规范的不断内部分化的条件下，形成了个体性的档案简历等系统性记录。
我国刑法所谓口袋罪在文本明确性上的缺失显然不只是立法技术的问题。相比而言，立法则对社会复杂性的反映较为滞后，在专业化与制度化方面也不及法院，从而也就使其不可能成为日常化的法律系统运作机制。
[6]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社会的治理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国家完成，碎片化的社会权力茁生与限制也无法通过政治宪法的反身运作达成。在这种系统运作模式中，系统的符码与纲要(code and program)成为关键。
因此，刑事司法裁判需要通过不断指涉立法获得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宪法理论与刑法思潮在对待政治权力的态度上是高度重合的。[42] 2.作为结构耦合的隐私权与刑法的扩张解释 社会的分化带来社会生活的多样，公众能够基于个人选择，而非命运安排参与到更多的公共事务与利益竞争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宪法时刻的来临是系统风险积聚的(良性)爆发。[17]这种系统自我反思的能力并不是通过外部的法律化或宪法化实现的，而是具有一种自发性，由此所形成的自我限制规范也并不是基于立法模式产生，而是类似于习惯法的生成逻辑。[12]参见注[6]，第28-29页。
[15]这里所指的宪法时刻与传统理解有所不同。在构成性与限权性上，社会宪治的成立标准均高于组织自治。
知识产权刑法、环境刑法、恐怖主义规制特别法、劳动刑法等等从传统刑法领域中分出的特定研究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宪治对刑法惩罚边界已经起到调控，只是现有研究没有对这些孤立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考察。例如学术系统通过自身匿名评审制度与学术声誉(退出)机制的构建就能够在多数情况下保持系统自我过度(剽窃)的生长，方法论、科学哲学以及认识论，本身就能敲进界桩。
不过，法治治理模式的逐步确立，以及社会复杂性的急速增长将会使我国社会领域不仅有自我发展的需求，也是具有实质意涵的实定宪法所期待的变革。宪法的外部限制最终通过系统内部沟通呈现。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益的个人主义取向也是这种宪法二元结构的体现。此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需要超越现有宪法限权(分权)理论，从现代社会结构变迁视角展开。[41]我们认为，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数量巨大的法律规则生产了规则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规则又要求生产更多规则。
其次，将宪法价值置于犯罪构成解释之中，实际上是对刑法条文进行违宪审查，刑法教义学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最后，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刚刚建立就提出法益的宪法审查功能具有风险，有可能使政策性而非宪法性因素对犯罪构成发挥实质(入罪)解释效果。[38]基于互联网领域自我规范的认知和构建不足，刑法中产生的口袋罪[39]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宪治的角度来看并非没有积极意义。
社会宪治思维下的刑法规范解释意味着法律的判断需要对多样的社会逻辑进行截取，[29]而不能陷入某个领域的帝国主义中。另一方面，稳定的系统反身机制形成需要外部刺激，刑法从外部对社会宪治机制形成促动和压力。
对基本权利制度性保障的规范性内容，只能在法律外部从社会实践的本身规范性中获取。这种自我控制，例如识别法律初级规范的规则、通过商业银行而非中央银行实现的经济自我调节机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宪治。
四、社会理论对规范法学研究的意义：代结语 通过引入社会宪治与系统理论，我们从社会功能分化的视角，对刑法合宪性控制的思路进行了扩展。隐私权是一种具有社会宪治意义的现代社会个体基本权利。法益概念解读的抽象化与稀薄化为刑事惩罚边界的扩张提供了辩护。而在法定犯中，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与实定宪法基本权利保护有关的刑法介入尺度。
[20]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页。[27] 因此，罪刑法定实质内容并不仅仅根据实定宪法原则确定，对其内涵的探索也是一种社会认知过程，分散在对各领域具体规范与宪法制度的识别中。
贩毒行为不仅是犯罪，也使交易无效，但是刑法规范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不一定触发上述条款。这与我国近年来倡导的司法审判的实质化、加强审判的对抗性不谋而合。
面对社会宪治的演进，法律首先应当通过识别系统间的结构耦合，形成回应性管制。二阶观察也使得个体自由的可能性通过各子系统运作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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